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差距在哪？ | 社会科学报
社科报 对撞
原题：寻求在世界新闻传播中的更多话语权
作者：美国太平洋大学传媒系主任 董庆文 （图左）
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邵宝辉（图右）
◤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研究蔚为大观。但与美国相比较，还是存在较大差异。
中国社科学者在努力、在尝试着改变，以求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拥有更多话语权。
作为“舶来品”，新闻传播学已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尤其在最近二十多年，新闻传播教育出现跨越式发展，新闻传播研究已然蔚为大观。不过，与新闻传播学的西方诞生地，特别是美国相比较，还是存在较大差异。
中美的共同点，是数量庞大的高校教师同时构成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。然而，两国新闻专业教师队伍存在鲜明的反差。根据《中美顶尖新闻学院教师队伍比较及对比》提供的数据，在调查的新闻学院中，中方78%的教师有博士学位，美方仅25%有博士学位。在学术成果方面，中方著作数量是美方的四倍多（750/181种），论文数量则是美方的八倍多（5884/703篇）。显然，中国更注重专业教师的博士学位与学术研究。
尽管中国学界看起来更注重新闻传播专业教师的科研水平，但放在更广阔的国际学术平台上，中国依然缺乏大规模的独立学术生产能力。统计数字显示，到2013年末为止，中国学者在31份SSCI期刊发表论文总数为160篇，在刊物同期论文发表总量（26069篇）中仅占0.61%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学者的论文篇均引用数是2.16次，远低于这31份刊物论文篇均引用数7.1次。
整体而言，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水平仍需提高。
在理论建设方面，美国学者重视系统的理论表达与创新，注重理论的证实或者证伪；而中国学者则注重经验总结、心得体会以及政策阐释，可谓智慧多，理论少，而且容易自我设限，只是在强化自主与自强意识。中国学者充满智慧，聪明、顿悟绝不缺乏，只是大多体现在现象描述或直觉经验上，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往往不成系统，缺乏证据，难以证明并上升到理论高度。
举例来说，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“傻子过年看隔壁”，其中蕴含丰富的人生感悟。可惜停留在约定俗成，没能再度升华与提高，如果给国际同行看，就不大明白其中意思。事实上，人类的社会活动有规律可循，美国学者针对同类现象研究，提炼为一种理论，即社会学习理论（Social Learning Theory），核心在于学习不只是观察与模仿，更是一种社会情境下的认知过程。
这里顺带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许多中国学者常多观点，而少证据。比如在学术会议上，有些中国学者提供的观点不少，通常是以面看面，以线看面，倾向于主观，惯常表达形式是“我认为/我建议（I think/suggest）”；美国学者则是用证据说话，比较客观，表达形式一般是“事实证明/显示（It indicated/showed）”，结论由证据而来，也比较扎实。很明显，如果没有证据支持，研究者容易天马行空，说出过头话。相反，如果以证据说话，结论自然容易使人信服。
在研究方法方面，美国学者重视各种研究方法运用，无论是量化方法还是质化方法，方法清晰，程序严谨；而许多中国学者相对来说忽略这一点，论文中一般很少明确说明研究方法，或者不能给予足够的篇幅。在美国，博硕士学位论文要有专门一章探讨研究方法， 46 32922 46 15263 0 0 1416 0 0:00:23 0:00:10 0:00:13 2844文评议人第一在乎的也是研究方法是否适当。同样，期刊论文中会有专门小节谈论研究方法，这已是默认的学术惯例。而在中国，研究生学位论文常常化约研究方法，发表论文只字不提研究方法的也并不鲜见。
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之为“科学”，并不是等同于自然科学，而在于科学的方法：实证，客观，严谨，符合伦理。无论量化或质化，每种研究方法都有明确的操作流程与规范，具备相对的稳固性，具体运用必须具备信度（Reliability）与效度（Validity）。科学的方法是产生可靠结论的前提，正如美国学者沃纳·赛佛林和小詹姆斯·坦卡德在《传播理论：起源、方法与应用》一书中所言：如果我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存偏见，如果我们采用的措施是可信而且有效的，如果我们的发现是能够验证的，我们就比相信自己的直觉、依赖于权威的判断或凭借着固守的信念更可能接近“真实”。
事实上，研究方法已经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得到很大重视，但仍然相对单一与欠缺规范。根据中美新闻传播代表性期刊的对比数据，定性研究方法在中国论文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大概有七到八成，定量研究方法仅占两成左右（董天策、昌道励）。而在全国范围来看，中国学者“定性研究方法”常流于“随感而发”，较少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，具有较大的随意性（袁会）。
某种程度上，学术研究不在于结论如何精彩，而在于方法是否正当。方法不严谨也许会得出颇具轰动性或者极有噱头的结论，但肯定经不住推敲，只有方法正当的前提下，结论才值得认真对待。近年来，太平洋大学传播系与中国同济大学、深圳大学、河北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合作，以多种形式举办培训班或工作坊，特别注重研究方法的指导与学习，受到中国学者的欢迎与肯定。
在论文规范方面，美国学者的研究呈现一般包括：研究背景（前言）、文献综述、理论框架、研究方法、研究发现、结论、参考文献。这已成为标准的学术成果呈现模式，几乎是缺一不可。当然，也有人称之为“洋八股”。无论如何，学术成果的呈现必须构件齐全，才能眉目清楚，符合规范。中国学者的研究呈现习惯于使用三段论式的总结、分析和概括，不仅欠缺研究方法部分，文献综述同样遭到忽视，理论框架也比较模糊。
“所有的男人是凡人. 苏格拉底是男人. 因此, 苏格拉底是凡人”
文献综述并非罗列已有研究，做流水账，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概括与评价，目的在于发现过去研究的不足、矛盾、错讹或者空白，展现与即将研究课题的契合程度。学术研究必然是一个积累过程，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新发现、新进展、新贡献。文献综述能够充分体现对前人成果的尊重，同时为新的研究做论证与辩护，研究者恰恰在综述文献过程中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，建立自身研究的理论框架。
理论框架则是利用已有理论，厘清概念、定义、变量，交代清楚概念之间、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，显示研究的内在肌理，为自身研究提供理论指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多数中国论文在结论部分很少自我挑剔，以及给出未来研究建议。这部分内容其实不多，但足以给其他研究者以启发，乃至促使跟进研究更上一层楼。
我们比较一下中美研究导向的差异。中国流行“热门导向”，有些学者选题讲究时髦跟风，只求成果呈现与论文发表。大多数美国学者则是“问题导向”，由此凸显研究的针对性，目的是解决切实面临的难题或至少是真问题。
客观而论，以上差异也含有差距。追溯原因，当然有着历史传统、现实环境的诸多影响因素。从大处来说，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强调等级与“关系”，真理止于权威；美国则传承西方自希腊以降的平等论辩传统，真理越辩越明。中国的传播是高度语境，更多信息要在背景中获得理解；美国则是低度语境，信息在资讯中即可得到解释。这些可以部分解释中国智慧为何含蓄以及缺乏证据铺陈与理论探索。此外，中美价值观的差异也是明显影响因素。中国的价值观倾向于集体主义，体现在学术上，容易导致因循他人；美国则流行个人责任主义，驱动学者朝向理论原创与方法多样化方向行进。
从新闻传播学历史来看，中国新闻学虽有百年发展史，但其中不乏战争等造成的干扰与中断，传播学引入也不过数十年，远不及美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自然与稳健。有必要指出的是，中国的新闻传播专业最初大多脱胎及依托于文学系，人文思辨色彩浓厚，这也是导致在研究方法上疲弱的重要原因。
当然，更大的现实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与国际学术平台的接轨不足三十年，真正重视却是在最近数年，因此在学术规范上有距离，可以理解。而语言能力的制约对中国学者同样是不小的障碍。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，更多学者具备海外交流经历，以及新一代学者更多具备海外留学背景，这些障碍正在逐渐得到克服。乐观地看，以上提及的各种差距也在同步缩小。
必须说明的是，本文的比较是建立在一个“均值”或一般现象基础上的。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已有高端的学术成果虽是少数，但不应该遭到忽视。
钱钟书曾说：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。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。当今世界，全球化一方面凸显了差异，另一方面更带来趋同。在此过程中，一个世界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。中国学者作为这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，可以说一直在努力尝试改变，使用不同研究方法，遵循国际学术规范，从事原创性研究，以求在国际学术舞台更具备竞争力，以及拥有更多话语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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